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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秀山|中国书法艺术的意义
时间:2021-09-22 05:49点击量:


本文摘要:有人在思——谈中国书法艺术的意义叶秀山––人类基础性文化现象有许多配合处,各民族的详细文化状况,又有各自的特色,在这种特色中,恐怕要以中国的“书法”艺术最为奇特。我在想,中国是唯一够得上称作“铭刻之邦”的国家。“铭刻”,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。 埃及的象形文字,巴比伦的楔形文字,古代希腊文、拉丁文……都有一些铭刻书版存世,但比起中国来,简直可以忽略不计。中国的铭刻可以称得上“森林”(碑林),而其他各国的,只能称“树木”。 这种不行比力性首先还不在于数量,而在于其“功效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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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在思——谈中国书法艺术的意义叶秀山––人类基础性文化现象有许多配合处,各民族的详细文化状况,又有各自的特色,在这种特色中,恐怕要以中国的“书法”艺术最为奇特。我在想,中国是唯一够得上称作“铭刻之邦”的国家。“铭刻”,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。

埃及的象形文字,巴比伦的楔形文字,古代希腊文、拉丁文……都有一些铭刻书版存世,但比起中国来,简直可以忽略不计。中国的铭刻可以称得上“森林”(碑林),而其他各国的,只能称“树木”。

这种不行比力性首先还不在于数量,而在于其“功效”。中国铭刻在记事、记功、记人方面大要和别国的差不多,但中国铭刻更在于其“审美”艺术的作用,这个“功效”(作用),在其他国家,是很不突出的。固然,应该说,任何的“工具”——在我眼前的工具,都可以作“审雅观”;但种种文字中,只有中国之书法才是真正的“审美工具”。中国书法乃真正意义上之“美术”(fine art)。

我们知道,欧洲文明的摇篮在古代希腊。希腊人不仅重视抽象的观点世界(逻辑的世界),也很重视物质的感性世界(艺术审美的世界),他们的镌刻艺术作品乃稀世珍宝;但希瞄人并未把“文字”自己看成艺术品来看。我手边有一本从大英博物馆买来的《希腊的铭文》,从中国人眼光来看,其中有些铭文还是很有鉴赏价值的艺术品;但当其时也,希腊人显然是为了记事、记人、记功才刻的,别无他意。

他们在用具、玩具等器皿上也刻些字,但大多是占有者的名字,有的刻得不错,有的则很不工致。希腊有些画瓶上也有字,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画瓶上的画有很高的艺术水平,而“字”则不仅不工致,而且随意乱放在画面上,严重破坏了画的艺术性。

古代希腊人的艺术浏览水平是不容置疑的,他们不至于连这种显着的不协调都看不出来,而只能说他们并不在意“文字”与画面的关系,并不把“文字”看作艺术品的一个部门——或者画和字竟是两小我私家作的。这种情形,和我们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:我国早期画家将画面上的“字”(款)写在不显眼的地方,以免破坏画意,厥后则有大幅题款,但与画面融为一体,成为诗、书、画合璧的艺术品。中国人在这方面的缔造性,是世上任何其他民族所不能相比的。

铭刻(刻划)也许是文字的最早的形式,书写则是比力普及、成熟的措施。由于书写工具的先进,中国书写文字的生存,也是世界其他民族所不行企及的。用纸革、贝叶,固然不能恒久生存,中国的帛、纸质地差别,而我国所用的墨,也是利于久存的。

不外,我以为不仅仅是物质书写条件限制了古代西方民族文字的艺术化,而且还在于古代西方人并没有(像中国人)那样意识到有生存自己文字的迫切性。也就是说,他们并不像中国人那样钟爱、浏览文字自己的作品。我以为,以希腊人的智慧,以罗马人拥有那么多的能工巧匠,想一个恒久生存书写文字的措施,并不是不行能,而他们之所以没有想出那种措施,是因为他们并不以为生存书写文字作品的原件、原作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。

说到“文字作品”,这里指的是“文字”自己的作品,而不是借“文字”转达的故事、原理、诗这样一些作品。借“文字”转达的故事、原理、诗的作品古代西方人固然也是很是重视生存的。他们有种种抄本,设立专门的图书馆来收藏这些抄本,这方面的事情他们是努力而为的。

然而,作为“文字”作品自己,则并非种种抄本所能取代,其意义和价值只有“原作”、“原件”才气真正体现出来——就艺术言,好的“抄本”当也是“原作”,如唐人的种种抄经等。但就是这种意义上的文字作品,在西方则未见有“珍藏”的迹象。所谓“文字”自己的作品,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“书法”,日本人从中国学去的“书道”。

何谓“书法”?“书法”即指那种差别于“文字”所转达的故事、原理、诗的特殊的意义。这种特殊的内容是和“字”自己的形状(形式)分不开,所以书法作为艺术言,它的“内容”并不是“字”所“说”的那些故事、原理;书法艺术的“内容”在“字里行间”,不在那“所说”(所谓、指谓)的“事”、“理”之中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书法艺术有点像诗。

诗原本也可以“说”“故事”,“讲”“原理”,但“诗意”并不全在那“故事”和“原理”中,不在那“语言”的“指谓”(所指)中,而同时咆在那“能指”(“语言”、“说”自己)中。所以“诗”不仅是“说”,而且亦要“吟诵”。“书法”作为艺术则甚至不行“说”,而且连“吟诵”也不能穷尽其意义——书法要“看”,要“鉴赏”。

“书”(book)可以“读”(read),“书法”则不行“读”。把一幅书法作品中的“字“读”出来,不即是“鉴赏”了书法艺术。历代书法作品中只管有写错的字,也有至今尚未能读出的字(如某些草书及不少大篆),但一般并不影响我们浏览它们。书法作品也尽可以和故事、原理、诗联合,浏览者也尽可以读其“文”而观其“字”,但“字”的艺术究竟不全在那“书文”(故事、原理)、甚至“诗文”之中。

如此说来,书法艺术是否有点“逾越”(transcendent)的意味?简直,从“字”与“文”的关系来看,赋予“字”自己的意义则“逾越”了“文”的意义。“字”的艺术不在于“文”中所说的故事和原理,而自有“意义”在,于是这个“意义”就是“逾越”了“文”的“故事”和“原理”的,是一种“逾越”的“意义”。中国传统的“书法艺术”终于也有一个时髦的名字,可以叫做“逾越”的艺术,登上了在理论上很高级的条理了。

然而,我以为,一切“逾越”的工具,原来都是很基本、很基础,甚至是很远古、很原始的。书法艺术之所以有这种“逾越性”,初不在于我们的祖先独具慧眼,从“字”里“看”出了什么高级的工具,而实际上原是一种远古意义的存留,只是我们历代祖先不光并未把这个历史的存留“遗忘”掉,而且还不停地维护、加工,使其成为多姿多彩的奇特的艺术品,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简直很是谢谢我们祖先的慧眼独具。为什么说这种“意义”是很远古的?“文字”作为“语言”的记载符号,历史不外数千年,但作为人类运动的“刻划”“痕迹”,则是久远得多的事了。

“刻划”是人类最原始的运动之一。远古时代,为了生存,人类有许多事要做,如狩猎、渔牧、农耕……,为此制造了许多工具,生产和生活的“工具”乃人类“文明”(civiliza-tion)的标志;人类又是有意识、有思想、有智慧的动物,从婴儿第一声啼哭,到“牙牙学语”(brabble)和“乱涂乱画”(scrab-ble),“人”显示了它的“存在”。“刻划”的“道道”,是一种“轨迹”,它不是几何学的“线”,不是“符号”,而是实实在在的“有”。“符号”的意义在“他者”身上,而“轨迹”自己就有意义,是为“他者”提供“意义”的。

这就是说,只要有“人”(他人)在,就能“识别”这个“轨迹”。所以我们说,如果要问这种原始的“道道”有何种“意义”,那末回覆是:这种意义在于它“显示”了“人”的“存在”,即“有”“人”“在”。“刻痕”是“人”的“智慧”的“明证”(evidence,证物、证据),它是直接的、无可反驳的,就像“人”的物质工具的存在“证明”了有“人”在这里“生活”(只管是很简陋的)过一样,“道道”的“存在”则“证明”了有“人”在这里“思想”(只管是很初等的)过。原始的生产和生活工具是人类原始“文明”(civilization)的“明证”,而原始的“道道”则是人类原始“文化”(culture)的“明证”。

“牙牙学语”只管也模拟土崩瓦解(拟声),但讲明“人”要“想”“说”点“什么”;“乱涂乱画”只管也模拟鸟兽虫迹,但讲明“人”“想”要“写”点“什么”。在这原始的阶段,这个(些)“什么”并不明确,但谁人“想”却是确定无疑的。

笛卡尔说,“我思故我在”,要在“我说”、“我写(刻、划)”的意义上才是很有原理的,但那就只是说“我在说”、“我在写”,因而“我在思”。所思(所说、所写)的那些“什么”,是随着文明和文化生长而不停富厚的。远古原始人绝画不出飞机、大炮来,也“写”不出、“说”不出这些词来,但他们也有所“思”,也有所“想”,只是不待谁人“什么”明确、富厚起来就有“证据”了。被识辨出来的人类的轨迹(道道)讲明:“有”“人““在”“思”,这就是最基础的事实,也是最基本的原理,其他的“什么”都是以后生长出来的;生长太多了,文化的层积太厚了,谁人“有人在思”的基本事实和原理有时反倒给“掩盖”了、“埋葬”了,还要有大智慧、有很深洞察力的人来提醒,这是西方文明和文化的履历教训。

十九世纪以来,西方的哲人主要任务在于挽救那久已迷恋的基本、基础“意义”。起初他们先品评怀疑论,厥后转向寻求“逾越”的“意义”,展现“意义”不是一般履历科学所研究的“世界是‘什么”’的知识;而在二十世纪西方高科技生长下,又高声疾呼,提醒人们不要只顾“什么”而忘了谁人“是”(存在)。西方哲人这些原理固然很深刻,也有其历史渊源。

但他们总想把谁人存在性与思想性相同一的基础问题问出一个“什么”来,则不得不认可“什么”依时而变,因而并无一个基础性的“意义”“在”,这是他们所谓“后现代派”诸家的中心议题,而经常被人误解为对“意义”的完全否认。相比之下,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明白在传统上并未受到太多的挑战。至少,中国的书法艺术为生存那基础性、本源性的“意义”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“储存方式”。

说它有价值,是因为书法艺术的“逾越性”和“原始性”,可以制止对“有人在思”的怀疑。人们“怀疑”,“怀疑”的是“这是什么”中的“什么”,日月沧桑,“什么”会变,对“什么”的知识,也会越来越富厚、准确,但对这个“是”则无“怀疑”之余地,即“是”、“在”,不容怀疑;因为你要“怀疑”到谁人“是”、“在”,则失去“怀疑”的凭据。我们可以说,一切的“艺术品”都可以明白为在那“是”和“在”的度中,而不在那“什么”的度中。

绘画的价值(意义)不在画“什么”,小说的价值也不全在说的故事。这样,书法艺术的价值不在于写“什么”,而就在谁人“写”,“写”在“是”、“在”度中,不在“什么”的度中。一幅画,如果我们问画的是“什么”,则不是艺术家的问题。

为制止这个“外行”的问题,西方一些画家居心画些“抽象”的画,叫你问不出这个问题来;一幅书法作品,就艺术言,也不宜问写的是“什么”。书家可以写一首“诗”,一篇“文章”,一个“题词”,一般不影响书法作品的价值,书法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就在谁人“书”和“写”(刻和划),就像绘画的价值和意义在谁人“画”一样。我们甚至也不宜问那幅艺术品是“什么”,我们说“这是齐白石的画”、“这是王羲之的字”和“这是国宝”……,都不能真正说明书和画的意义和价值。

画就是画,字就是字,似乎是同语重复,因为“是”就是“是”,它自己就显示了自身的意义。当我们的祖先在沙土上划道道时,你不宜问划的是“什么”这个问题,因为这些道道什么也不是,但它却实实在在地“在”(是)那里,至于“划”(画)出一个葫芦瓢来,或“写”出一个斗大的“一”字来,那是厥后的事,或者是“另外”的一回事。

历代书法艺术就是以种种富厚多采的形式——即差别的“写”的方式生存了谁人原始的、逾越的“是”和“在”的“意义”。“写”、“刻”.“划”亦即“思”,所以艺术性、文化性的“在”(是)实亦即“在思”。这样,书法艺术所生存的“意义”,即“思”、“在思”的意义。当我们面临历史书艺宝藏时,我们心中充满了敬仰和感谢。

感谢我们的祖先和历代书家,用自己的智慧、缔造才气和辛勤劳作,缔造出如此变化无穷、漂亮绚烂的“道道”,它与那有关“什么”(故事、原理)的“思”融为一体,但顽强地、突出地体现着自己的独立性、逾越性,使我们能从那纷繁的“字义”(“什么”)中突显出那原始的“有人在思”、“我在思”的意义来。这种“有人在思”的意义通过书法艺术的体现,使我们中国人不易失去对自身存在的基本价值的觉悟,在维系炎黄子孙的认同上起着重要的作用。

在我们中国人眼里,书法艺术虽然是很古老的,但又是有生命力的,它不是“骨董”(antiquity);它是历史的,也是现实的。因为所书“什么”因时而异,是“历史的”,但“书”自己则始蛰为“是”,为“在”,总是“现时的”。书法艺术是中国特有的艺术,但它又是可以、也应该向世界推广的艺术。西方人一直深感“存在的遗忘”的危机,他们甚至认识到他们受语言影响的文字只记载语言(标音字母),形成“语言(语音)中心论”传统,从而也想借鉴中国的文字,这是他们某些思想精英的想法(如法国的德里达)。

我们愿意告诉他们,中国文字与语言的特点简直有利于中国书法艺术的发生和生长,但西方的语言和文字并非注定没有这方面的前途。西方人既然在理论上(哲学上)已经认识到“人”关于自身“存在”(是)的许多深刻的原理,在自己的富厚的艺术缔造中也有许多实验,特别是现代以来西方音乐、绘画中种种门户的实验,都有许多难得的履历,相信他们对自己的文字的明白,也会有一种飞跃。无论如何,在对文字的明白方面,我们中国人是有西方人所未曾见及的独到的、先进的视角的。

我国书法艺术的繁荣很清楚地讲明:中华民族是最善于知根、知本的民族,是最善于从包罗“文字”在内的一切“工具性”的“符号”中“看出”其“存在性”意义的民族,最善于从那大千世界的“什么”中“看出”“是”和“在”的民族,也就是说,中国人是最善于透过“现象”“看”“本质”的民族;不外这个“本质”并不像西方哲学教诲我们的那样是“抽象性的”、“观点性的”,而恰恰是详细的、生动的,生动泼的“根”和“本”。从中国传统角度来看,“文字”所表达的“什么”(故事和原理)是相对牢固的“事实”,是“什么”就是“什么”,写的是“木兰从军”,不能是“武松打虎”,但那笔画行走飞动的轨迹,却不是“观点”(故事、原理)所能限定的,所以同样“木兰从军”或“武松打虎”,你也可以“写”,我也可以“写”,“写”出来的书法作品,则是差别的。

在书法艺术领域内,文字的“所指”,有绝对确定的寄义,而“能指”自身则是生动生动,但又有很基本的“意义”的,因而差别于西方学问中“结构主义”的或“符号论”的意义,这是我们不能不辨明的。叶秀山|1935年6月4日生于江苏扬中县,祖籍江苏镇江,于上海读小学、中学。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,1956年从该系结业,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(后改为“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”)事情,由实习研究员、助理研究员、副研究员,至研究员并任该院研究生院教授。

曾任该院哲学系主任,该所学术委员会主任。首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,第八、九届全国政协委员。

专攻西方哲学,兼及美学,旁及中国传统哲学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,博士生导师;西方哲学学会理事。学术专长为西方哲学,兼及美学及中西哲学会通。

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发表的政府特殊津贴,1995年获“有突出孝敬的中青年专家”称呼。业余喜好中国书法、戏曲及西洋音乐。- end -—版权声明—文章来自网络,版权归原创者所有为流传而发,若侵权请联系后台删除总监丨冯错编辑丨破晓 Anna责编 | Anna转发【转发送 | 管峻 、王厚祥 、李双阳团结推荐《回望经典》上下两集】的文章,并添加小编微信shufawu_sw,进群与老师交流学习,同时另有时机获得作品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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